澎湃新闻 | 上外学者钮松：伊斯兰世界抗疫的总体性与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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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截至5月5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60万例，中东地区疫情正如其本身在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那样，具有复杂性。区域内各国疫情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不同国家的治理水平和医疗能力也存在差距，难民、冲突及政治分歧交织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和不确定性。而很多国家已在经济压力下，逐步开始放宽防控措施、推动复工复产，更令人担心疫情是否会反弹，甚至在中东地区造成第二波暴发。
上外中东研究所研究团队即日起在澎湃新闻刊发“中东疫势”系列稿件，结合中东疫情的整体俯瞰及个案分析，尝试在呈现中东疫情复杂性的同时寻找其共性，以期对疫情发展趋势有所预判。
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伊斯兰世界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国际组织在助力伊斯兰国家抗疫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伊斯兰国家是以伊斯兰信仰为纽带的国家聚合体，在地理上主要分布在亚非欧三大洲，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安全环境、资源禀赋和卫生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伊斯兰国家作为个体，分别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层次不一的互动。在全球治理时代，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功效，而世卫组织也将在此轮抗疫实践中推进机构运转与管理的日臻完善。
2020年4月28日，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在埃及开罗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过去数周该地区新冠肺炎的情况进行通报，并特别指出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战乱国家在病毒检测和疑似病例追踪上的困难局面。伊斯兰国家高度重视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协作中的独特作用，这既来自于伊斯兰国家以科学与相对中立的态度对待世卫组织及其发布的《世界卫生条例（2005）》，更来自于伊斯兰国家与世卫组织之间的良好合作基础。
伊斯兰世界内部及其与世卫组织的合作
自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例首次在沙特确诊并向中东以外地区扩散以后，世卫组织与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加强了卫生领域的合作，对于MERS的新型冠状病毒类型确认、中间宿主及传播途径等进行了详尽的跟踪与研究，这也为伊斯兰国家抗击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病毒学和疾控学基础。
不仅如此，世卫组织还在MERS的命名问题上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并最终加快了“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在2015年5月的出台。
MERS疫情于2012年在沙特出现后，如何命名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也是巨大的挑战。兽医病毒学家劳尔·德格罗特（Raoul de Groot）领导的命名小组在权衡利弊之后，回避了“沙特”字眼，而在命名时模糊化地使用了“中东”一词。沙特与世卫组织均对这一命名表达了不满，认为会导致区域歧视，此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世卫组织与沙特进行了5个月的艰难协商，最后达成妥协正式公布“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一命名。
尽管如此，世卫组织还是明确表示了对“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一称谓的不满情绪，特别是“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出台之后，更是将该命名视为“反面教材”。“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命名博弈过程可谓“前车之鉴”，正因如此，伊斯兰国家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对新冠肺炎的无歧视命名，拒绝接受西方国家的污名化称谓。
除了与世卫组织的合作以外，伊斯兰国际组织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抗疫工作也发挥了更具针对性的积极作用。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成立于1969年，是伊斯兰世界团结的象征，积极向全世界集中传递伊斯兰世界的观点与声音。此外，伊合组织还是联合国的常驻机构，成为进一步连通伊斯兰国家与国际社会的重要桥梁。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卫生合作上，伊合组织下属的相关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伊合组织下属的伊合组织卫生部长会议（ICHM）与卫生指导委员会（SCH）。进入21世纪，伊合组织高度重视公共卫生问题对伊斯兰国家的全方位影响，并于2007年6月在马来西亚召开了第一届卫生部长会议，此后每隔两年相继在伊朗、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和阿联酋举行。
首届会议议题便包括人类流感大流行和鸟类流感防控、全球生物安全和朝觐者健康计划等问题。第七届卫生部长会议于2019年12月15-17日在阿联酋召开时，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全球流行，但此次会议议题包括了《伊合组织战略卫生行动纲领》和加强成员国卫生合作的讨论，具体涉及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防控、紧急卫生情况与灾害、医疗与疫苗供应及生产上的自力更生等。
伊合组织卫生指导委员会则是伊合组织卫生部长会议授权成立并予以指导的执行机构。2020年4月9日，伊合组织卫生指导委员会针对新冠疫情召开视频会议，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部长兼伊合组织第七届卫生部长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此次会议承认宗教及社群领袖对于提高公众个人卫生认识方面的作用，关注到伊斯兰咨询小组（IAG）对宗教学者、穆斯林社群和个人遵从伊斯兰教保护自己与他人之教义的敦促，强调伊斯兰国家与世卫组织、全球基金（GF）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合作，支持“伊合组织-伊斯兰团结基金会（ISF）紧急行动”，特别关注到对洗手液、口罩和医疗用品等应对新冠病毒的关键消耗品的本土生产保障能力的提升。
其次是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ICIC），该委员会获伊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ICFM）授权成立。
最早在1974年12月利比亚班加西举行的法学专家小组会议上，提出了设立伊斯兰红新月会委员会的设想。1977年5月，第八届伊合组织外长会议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一个专门人道主义机构，旨在与红新月和红十字联合会进行对接与合作。1982年8月，第十三届伊合组织外长会议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伊斯兰会议组织专门机构之一）及其所在地为利比亚班加西的协定”。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983年在利比亚召开。
2020年1月28-29日，该委员会在突尼斯召开了第三十四次会议。不仅如此，伊合组织内部机构之间也加强互动与联系。2015年4月，伊合组织秘书处与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目的在于促进两者之间在人道主义援助上的合作。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伊斯兰国家的扩散，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支持伊合组织、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抗疫努力，此外还肯定了沙特在此轮抗疫中巨大贡献，特别提及在朝觐季和副朝觐季期间应对大规模人群的健康管理经验，此外还对沙特资助世卫组织和召开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表达了赞美。
保持理性克制，避免政治干扰医学操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且广泛地扩散，疫情防控从最初单纯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及其治理愈发呈现出浓郁的政治化倾向。除了生物安全意义上的新冠病毒肆虐以外，各种版本的“政治病毒”也层出不穷，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即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矛盾向自然领域的不断侵蚀。
总体来看，伊斯兰世界内部尽管存在着争端与冲突，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旷日持久且阵营化趋势明显，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伊斯兰国家总体上保持了理性与克制。伊斯兰国家高度重视国际组织在促进抗疫合力的形成中的特殊作用，利用多边外交平台“抱团取暖”。
人类在面对共同的新冠肺炎疫情之时，国际政治站位与医学专业操守之间出现了极大的错位，世界卫生组织在政治周旋与专业指导的夹缝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伊斯兰国家既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政府间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尽力避免国际政治站位对医学专业操守的干扰，又与伊斯兰国际组织，主要是伊合组织卫生指导委员会和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等加强卫生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两大领域的合作。
以上全球性或伊斯兰国际组织均对伊斯兰国家新冠疫情的蔓延态势和抗疫举措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如果说世界卫生组织及其相关区域分支机构对伊斯兰国家的抗疫斗争提供了全球总体性和高度专业性的指导与帮助的话，那么伊斯兰国际组织则根据伊斯兰国家独特的宗教背景及由此而来的社交与生活习惯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多元指导。
伊斯兰国家的抗疫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世卫组织、伊合组织及其下属卫生指导委员会和伊斯兰国际红新月会委员会，以及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及其成员国国别红会所形成的合力，对于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生物安全治理正在发挥着层次不一的积极作用。
作者钮松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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